对于现在城市的孩子，甚至多数农村的孩子来说，我们童年时的生活情景，恐怕早已经成为了童话，遥远而美丽。
我老家是一个很大的村子，属于典型的北方农业地区。村子四周是一眼看不到边的庄稼地。夏日里，金黄的麦浪随风翻滚；到了秋天，玉米棒子铺满了家家户户的屋顶；天气开始转凉的时候，一片片晾晒在地里的白色的薯干，把本已经开始单调荒凉的黄土地点缀得煞是好看，而冬小麦也似乎不合时宜的开始长出了新绿；当冬雪降临的时候，纷纷穰穰五颜六色的大地突然变成了白色的世界，天地间顿时一片空灵。
当然，能用这种文学思维和语言诗情画意地描述那时的情景，是后来的事了。事实是，当时的小孩子，我和我的伙伴，对这些早已司空见惯，我们最最感兴趣的，当然不是沉醉于田园风光中吟诗作对，而是——玩，玩，玩。那时的农村物质是极其匮乏的，孩子们没有，甚至从来没见过如今那些琳琅满目的玩具，但这并不影响玩的兴致和质量，在这方面，他们的创造力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是绝对不能低估的，简直会让你佩服之至。的先说说逮知了吧。常用的大概有5种方法。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是一大早踩着草尖上的露水，去捡那些刚刚从蝉蜕中脱出来，翅膀还是软软的，既不会飞，又没有来得及爬远的嫩知了，这通常是那些不具挑战性的笨孩子干的。最行云流水的方法是，用白面和水制造出一块不大但必须是很纯粹很黏的面筋，安放在一根长长的竹竿的尖头上，然后伸到正在树上欢快地鸣叫的知了背后，轻轻一按，知了的叫声戛然止住，已经不情愿地做了俘虏。最考验人细致耐心的方法是，在长竹竿的头上再接上一根细细直直的竹枝条，枝条尖上，用一根软硬适中的马尾毛，拴上一个活套，发现知了后，将活套慢慢放到知了前面，极慢极慢的往回收，知了一般就会十分配合地把自己的头和两根前腿儿钻到活套之中，这时候，只需将竹竿像钓鱼那样往后一抖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最具理工男特质方法是，在竹竿的头上，绑上一支小小的弓，用一根儿长绳和螺丝钉做成简单的机关，搭上箭，一下子把知了钉在树枝上。当然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最具震撼力的方法是，在无风无月的夜晚，找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柳树，派两个身手矫健的孩子爬上树梢，在树下点上一堆火，然后猛摇树枝，知了没有夜视能力，惊吓之下，纷纷投向火堆周围，运气好的话，可以捡起半箩筐呢。
捉麻雀的方法就更多了。到了冬天，打麦场上会有一堆堆的谷秸和谷糠，一群群的麻雀就会来觅食。于是，我把一只鼠夹小心翼翼的埋在谷糠里，远远的躲起来，麻雀们三三五五地飞过来，“叽叽喳喳”地刨着啄着，突然“轰”的一声飞起来，那肯定有一只被夹住了。看着挣扎的小鸟，非但没有一丝怜悯，反而有一种欢欣鼓舞的胜利的感觉，因为那时候，麻雀还是“四害”之一，人们，尤其是农民，对这些和人争食的小东西，是必欲灭之而后快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其实麻雀和人最亲近，从来是随人而居，没有人烟的地方一般也没有麻雀，所以很多地方也把麻雀叫作家雀儿。而如此钟情于人类的小精灵却被人类当成敌人，也真是历史的误会了。后来麻雀少了，害虫多了，人们才幡然醒悟，据说麻雀早被列入二级保护动物，也算有了个交代。这些年，我住在城里，到了冬天，经常抓一把大米或者小米放到空调的室外机上，麻雀们就叽叽喳喳的来吃，忽而飞到窗框上，扑棱着翅膀向屋里观瞧，这一刻，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间，让人感到了一点点人和自然的和谐。
玩的把戏当然远不止这些，爬到树上摘桑葚、槐角，自己烧木炭加上硝酸铵、硫磺制造烟花，用胶泥和粗陶的小模子印各种小人，到小水塘里捞蝌蚪，以及组织一大拨大大小小的孩子进行“大兵团作战”，等等，玩的不亦乐乎。可惜这些基本技能如今在城里和很多农村孩子中已经失传了，因为他们从上幼儿园的年龄，就已经开始参加各种亲子班和特长班。我虽然非常反感这样的教育方式，但对自己的孩子一点也不敢放松，谁想输在起跑线上呢？
我有时甚至非常卑鄙和幸灾乐祸地想，我们那时玩啊玩，玩伴们中间也出了国企高管，也出了教授，也出了政府官员，也出了写写稿摄摄影自得其乐的文雅之士。而现在的孩子们学啊学，其结果大部分人也不过当个和我一样的普通人兢兢业业讨生活。当那些玩出来的前辈向这些学出来的后学讲传统和理想的时候，也多多少少有了一点滑稽吧。
当然，问题肯定不能这样想这样对比，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和标准。但是快乐的童年似乎应该是人性的普遍标准和要求吧！现在的孩子们却失去了这最基本的乐趣，想想也只能是一声叹息了。
他们听我们讲这些那时我们司空见惯的往事的时候，往往会瞪大眼睛用“哇塞”来表示惊讶，在他们看来，这简直就是，遥远而美丽的童话。
